《斯大林文选》
第一篇：“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选自《斯大林文选》第262-268页.
“德国从6月22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P475）
其精锐已经被击溃，这又投入了新的兵力。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它的轰炸区域，包括各种大城市的“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不论是拿破仑还是威廉二世。至于说已经被占领的国土，这是因为战争的开始时期对德军有利，而对苏联无利，这个条件是充分动员与否的差异（当时的苏联还在执着于国内的紧凑建设计划而没有就具体时期地提前预料到这次突然袭击）。“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他同苏联在1939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而且苏联也没有必要和能力首先冒着危险破坏条约，原因在于苏联建设的紧迫性和去增殖性的自给自足性）。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它还“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P477，这同人的朴素良心和政治荣誉有关）。“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P477下方）。
要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仅仅在战前可以理解。这是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P478，现实地讲，胜利的德国首先要以战养战，在遭遇抵抗与自己损失最大的地方、在困难重建的地方一定是要首先进行殖民和各种种族清洗的，并且在相反的地方首先扶植亲信政府、较好的经济重建和政治镇压）。“立即把我们的全部工作都转到战时的轨道上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的协助我们的锄奸营”（发布战情谣言尤其是说敌人的上司已经逃走之类的，是很有效的战时心理战办法，因为上级是动员和组织者，也是有权者，他们的逃亡也同样意味着组织者、动员者、责任人和社会资源最大控制者的逃亡，意味着战败已经在实际力量对比上离人们不远了）。红军要在不得不撤退的时候不给敌人留下一点物资，无法运送走的就“应当绝对销毁”。在敌占区建立破坏小组“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P479-P480，而德国的状况是用国外的战果来满足国内小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乃至工厂的某种田园诗歌般的“生活”，以维持他们对纳粹的社会现实支持，也就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理论的真相所在。这也是他们的战争弱点，其国内未能发挥出和苏联一样的动员力）。同他们的战争不仅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也是关乎全体苏联人民的战争，也是对其他战败国人民的帮助。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已经发表了支援苏联的历史性演讲，美国政府也发表了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争取胜利”（P481）。
第二篇：“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55号.1942年2月23日于莫斯科）——选自《斯大林文选》第289-294页.
红军保卫国家并非首次了，它现在比几十年前更强了。敌人要在短期内速战速胜的，估计落空了，他们没有估计到其欧洲后方的不可靠与其军队的内在虚弱（P483，应当包括战线和补给线太长了这一点，而德国的资源动员力是否如苏联一样是可疑的，苏联是一个刚刚在国家层面上飞跃为强大工业国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其制度使之有可能打一场真正全国性动员的剧烈战争）。在战争过程当中，红军得到了新的动员和装备补充，目前莫斯科的受围已经被解除，德国由于突然进攻而有的优势已经消失。德国“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军队在前线上的直接支援。红军则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然而，结果却正在是反过来发生的。但是德军并非是不足为患的了，“必须使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加倍努力地生产”，这是红军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红军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进行的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要去解放曾经自由和富足的居民与曾经有尊严的我国妇女。没有德国士兵可以说自己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的，但是苏联的士兵却是可以这样说的。
有的时候，外国报刊胡说苏军是要消灭德意志的民族和国家，“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的”（P487下方）。“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最后，红军的力量在于，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红军是按照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按照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德国人的种族理论和种族仇恨的实践，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苏联的种族平等理论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实践，则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苏联的朋友”（P486）。有的时候外国报刊说，苏联军队仅仅因为德国人是德国人而杀死他们，“红军没有种族仇恨心理…此外，还不要忘记，在我国，表现种族仇恨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P486）。红军有义务解放自己的人民，在许多的情况下，德军拒绝投降（而此地又必须受到占领地夺回），就被打死了（况且没有人不想要少消耗些人力、物力和生命去获得胜利），“战争总是战争”，高尔基则在1930年的《真理报》上说：“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我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P487）。
第三篇：“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选自《斯大林文选》第441-454页.
“（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选民就热烈欢呼，欢呼持续了几分钟）”。自从上一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已经八年了（P488，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1936年宪法之后全民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二战不是偶然发生的，虽然有个别领导的错误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P488-P489）。各国之间也许可避免战祸，但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它的两次危机分别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同一周期的总危机的两次连续反应）。德意日三国在开战之前就将“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用以更多的资本增殖和准备战争）。二战与一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美英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P489下方）。这次战争“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请仔细查看查看他们，并按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予报偿吧”。“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好处之一”（P490，即毛口中的“反面教员”，它必然发生，但是准备其应付、学习其教训的工作却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了）。这帮助选民认清和客观评价党的各个人物，而在别的时期，对照各个人的工作和言论并做出评价，“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二战的胜利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胜利。“大家知道，外国报刊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断言”，说苏维埃制度是冒险试验，是肃反委员会强加于人民的“纸牌搭的小房子”，但是现在它被驳倒了。其次是我们国家制度的胜利（P492，总体国家观及其计划体系），外国报刊总是说苏联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P492，应当承认苏联共产主义充斥着困难与紧凑的状况，这在斯大林的革命时代尤甚，但更好奇，这些结论是否出自于类似于这样的根据）。“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P492，计划经济的充分发展效用与合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革命群众之支持）。第三就是我国的武装力量的胜利，在战争的前夜，“在五六年前”，外国报刊中的许多军事权威家认为苏联红军“装备差…没有真正的指挥人员…也许适于防御，但是决不适于进攻；说红军一遭到德军打击，就会象一个‘泥足巨人’一样坍塌。这种议论不仅在德国有，也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有”（P495，也许是把他统计我的沙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相类比了。不能说苏联的军队是最好的，至少从单兵装备、战术素质、数量中尖锐的比例等等而言，但也不能说它在当时不是世界一流的，从资源的配置力、制度、政治热忱和武器来看）。“应当指出，这些评论红军的‘批评家’愈来愈少了”（那就是还有了）。
“但是单靠勇敢精神，也还打败不了军队众多、装备优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我国在战争在前夜就已经基本拥有了这一次战争的各项物质条件，它“比1913年要好几倍”（有几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在那场大战之后解体或灭亡了）。从1913年到1940年，生铁的产量有422万吨增长到了1500万吨，钢的产量由423万吨增长到了1830万吨，煤的产量从2900万吨增长到了1亿6600万吨，石油的产量从900万吨增长到了3100万吨，商品谷物的产量从2160万吨增长到了1700万吨（不等于用于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那一部分，而是用于流通的那一部分，而商品谷物的增长看来是较少于其他几项的了），籽棉（生产军服）的产量从74万吨增长到了270万吨［附释：1916年的俄国人口为1.8亿，1917年的俄国人口为1.42亿，1940年的苏联人口为1.941亿，1990年的苏联人口为2.88亿］。这不是落后国的简单增长，而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家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它在1928年的一五计划头一年开始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P495，但对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和刚刚蜕变的国家而言，还是远远不足的。无论是产量、质量，还是社会生产率，或是社会关系、社会思想文化的层面上来说），在三五计划之前，国家计划主要是为了医治一战和国内战争的创伤的［附释：在严重缺乏国际援助和自由平等的贸易的状况下，在国际贸易中也几乎是以低端产品出口来支配工业化的情况下。而且由于苏联缺乏对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经济利益之支柱性，所以它很容易被进攻的资本主义国家毫不留情地当作一定要通过战争杀死的国家、一定要通过战争夺取的市场和殖民地。所以一般来说，共产主义国家不应当主动挑起国际冲突或国际矛盾，而应当在经济上不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威胁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国家首先和那些一定要临时地威胁自身经济利益的而且又较为有把握地对其进行侵略的国家发生战争，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可能与其战争的优势。我认为托洛茨基之流是不懂的这一共产主义世界扩张的真正现实有利且在道义上更有利的优势办法的］。这些数字一公布，就引起国外报刊的纷纷议论，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肃反委员会的把戏”［附释：每一次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包括战争，都会有一定视力的下降和一定视力的相应上升，即一种垄断的扩大，强者愈强且愈现代化，而弱者反之愈弱并随前者丧失其独立发展性］。“但是，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而肃反委员会又不是那样神通广大”（P495下方），这些指责也就不合理了。
共产党为此做了什么呢？首先是国家工业化政策，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由轻工业开始工业化，因为新工业投资少、利润多、资本周转快（而且合乎其消费需求和经验化的技术积累），但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P496）。其次就是农业集体化政策（作为工业化基础的第一产业和第一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大经济才可以采用各种先进工艺和设备并采用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以避免（长期的、长远的）阶级分化和贫困（也包括采购原料和农产品的行政条件和信息便利，以及资本主义关系侵蚀及此侵蚀对总体国家体系的威胁），而另一种资本主义方式则会以农民大规模破产并变为雇农为代价（以及彻底的产业无产阶级化。这条路在俄国本身也走不通，能够让农业的小农封建俄国来面对战争、天灾和世界经济危机呢？就历史地看，它已经连一战结束也撑不下去了）。这有过许多的抵制，托洛茨基派与右派就是如此，其唯一的后果只会是“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P497）。战争的第一年失利时期中，工业由于往东后撤而阻碍了军工生产的发展，而在其余的三年里，军工业的生产“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在那个时候，每年平均生产了3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P498，其余的数据不进行抄录和展示），这和一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沙俄的前线经常缺乏火炮与弹药，甚至“三个士兵用一支枪”（这让我想起西方电影《兵临城下》里对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组织和补给状况的荒唐描写）。红军的粮食与军服供应则很充足而且有必要的储备。
共产党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规定，要在新的五年计划当中将工农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最新期间就将废除配给制就更不用说了，（长时间热烈鼓掌）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即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日用品生产投资的扩大和收益更大范围地归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所有）。至于较长的计划，要达到工业战前水平的三倍，年生铁产量要达到5000万吨，钢的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煤炭的产量达到5亿吨，石油的产量达到6000万吨，“（热烈鼓掌）”，“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热烈鼓掌）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P497，毕竟作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包围主力拥有“更好”的条件并将继续增长下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来裁判一下”，共产党的工作干得如何，“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活跃，鼓掌）…这话不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我认为选举活动就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取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高声赞同，鼓掌）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P500）。现在的苏维埃制度将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同时又把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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